从治理现代化对依宪治国的内在需求看, 中国宪法的环境观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与实现国内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法律表达。
二是《微信群规则》、《微博社区管理规则(试行)》等互联网企业软法的制定过程都缺乏用户的参与。然而由于市场缺乏数据交流共享机制，那些被某一平台封号的用户总是能到其他平台继续发布敏感信息，形成流动作案。
在互联网领域，硬法的渊源，主要包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性文件中的禁止性规定。一是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当前，互联网软法规范载体形态繁多是影响其权威性的一大因素。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界定不清，导致对搜索引擎是否属于服务提供者一直存在争议。[15]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此时，行业公约、自治章程等软法规范，可以通过规范公共权力及公民权利的行使，建立沟通协商机制，保障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协商互动得以展开。一方面，对于互联网行业协会而言，其有可能基于本行业发展的需要而制定出违背公共领域整体利益的自治章程或行业标准，使这些规范带有行业保护主义的偏好。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意味着追求本国利益时给予他国以合理的关切，谋求以发展带动发展。
日本于2007年出台《海洋基本法》，表明了政府在海洋战略上的重大调整。这种定位不是单纯的涉海法律法规的整合与叠加，而是从顶层加强设计，内容上需要体现出与国家顶层海洋战略的匹配。海军和海上执法力量作为我国面对海上安全威胁时进行防御的主要力量，承担着海上紧急状态下作战的责任。这种定位跟我国的海洋强国战略非但不矛盾，反而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国处于改革的深化期和经济的转型期，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树立了以海兴国的观念。随后又于2008、2013年补充了两期《海洋基本计划》，三者共同构成了一套与日本海洋战略相匹配的完整的海洋基本法。
而从我国海洋发展需求角度分析，2010—2016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指数年均增速5%，海洋科技产出成果不断增多。《海洋基本法》作为海洋相关领域的统领性的法律，就需要在顶层设计上体现出国家这些战略方针的大致走向，并且要能够适应未来战略的发展空间。该法是为了可持续利用海洋及整治近海地带而制定的。《海洋基本法》作为我国首部统领性的海洋法律，在定位上有必要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以形成维护我国南海权益的良好态势。
南海地区聚集了多个海洋新兴经济体，南海各声索国以连横合纵的外交在我国与美国之间周旋，以期扩大自身海洋经济利益。《海洋基本法》的定位渠道需要大量潜存于社会体中的极具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个体与局部的流入，以将定位渠道二元性的力量和建设发挥到最佳水平。该公告的发布帮助美国在大陆架问题上先声夺人，抢据先占优势，也为各国对大陆架的争夺拉开了序幕。虽然《海洋基本法》是一部涉海的综合性法律，但其代表的意义和作用需要将外交部、国防部等不同部门的决策功能进行综合发挥，以期获得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效果。
《海洋基本法》的定位，从定位的渠道角度分析，有着二元性的特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始终面临着是合纵还是连横的选择。
除此之外，在我国南海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海洋科研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等领域，可以与争端国开展合作与共同开发。未来涉及海底区域资源开发、南北极资源开发等海洋新领域问题时，过于强势的《海洋基本法》定位会削弱我国参与新兴海洋国际规则制定时的谈判空间。
《海洋基本法》在定位上需要促进我国目前军民融合战略的深层融入，从法律层面做到为军民融合提供法律平台和支持。《海洋基本法》作为统领性的涉海法律，其定位还应当契合我国目前的时代战略。四、结语 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海洋强国战略作为我国主动性的向海战略，必然引发涉海活动的增多和海洋意识的改变，这些活动又必然会产生和引起大量的需要法律调节的社会关系。按照《全国科技兴海规划(2016—2020年)》，到2020年，我国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将超过55%。为了应对跟中国发生的不断的争议，日本出台了《海洋基本法》，并积极完善。
未来是属于海洋的世纪。[1]其出台的直接原因，乃是中日在东海的春晓油气资源争端。
同时，我国的海洋发展需求也推动了战略出台。共享与合作意愿的表达同我国所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海洋领域争端解决模式相契合。
定位渠道方面，《海洋基本法》应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两种途径加以定位，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分工，其中应以后者发挥作用为主，前者提供总结辅助和方向把控。扩大化、国际化的法律规定，可能会被过度解读，招致不必要的国际道义指责。
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关注的是《海洋基本法》的方向与立意，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则更关注该法所建立的秩序本身应当呈现和表达的法律化。《海洋基本法》的定位中释放和平崛起的信号，不仅可以为我国的海洋战略实现赢得国际舆论，更多的是为该法的延续性、为该法长远地发挥作用打下基础，避免因过于单一的维护本国海洋权益的定位而限制对未来国际海洋问题的参与度。《海洋基本法》的出台，可以整合涉海法律问题，加强不同领域的涉海学术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和跨界合作，提高研究效率。《海洋基本法》虽然是一部法律，但其扎根的土壤始终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海洋发展和实践。
在《海洋基本法》的定位中，共享与合作意愿的表达虽然十分必要，但共享与合作是建立在主权在我这一前提基础之上的。《海洋基本法》既有综合性、全面性的功能需求，又有指向性、引导性的思想需求，需要各个部门内部的顶层决策机构来加以配合。
预先设计的模式和定位在整个法律建构的秩序中仅仅是一个小的部分，而个体差异则可以增强群体合作的力量，避免顶层设计模式带来的对整个秩序系统认知模式的偏差和盲点。因此，强调尊重国际法和维护地区和平责任，并不属于战略性示弱，而是软性地保护我国的核心利益，即海洋领土主权和海洋资源开发权益。
在《海洋基本法》定位上，我国也应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做《联合国宪章》的坚定拥护者。英国海洋基本法的定位在于通过提高综合管理和统筹能力，对本国管辖海域和周边海域的海洋资源实施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从这个角度分析，可以适当借鉴英国的海洋基本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历经艰难，虽然在1982年获得通过，但是其遗留的待定问题仍然为海洋斗争留下了导火线。其定位契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内容，是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也是特色化我国法律的体现。我国的海洋战略与西方所指的海洋军事战略有所不同，它是一种大战略的概念，立足于基本国情，体现出国家利益的整体性和长远打算，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未来发展的大战略。
每个国家在处理海洋相关问题时，都需要有善邻意识。后者更重视个人和局部在《海洋基本法》形成秩序过程中的自发性和潜力性：在《海洋基本法》构建中，通过大量个体和局部的知觉而被经验的涉海法律关系和涉海实践有其独立的意义，这种意义需要通过扩大参与度来加以深化。
由于《海洋基本法》的庞大性与复杂性，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很难实现对《海洋基本法》所要建构秩序内容本身的准确掌控。越南2013年出台《越南海洋法》作为本国的海洋基本法，其背景是与我国在南海油气资源问题上的争端。
对于我国的海洋权益，《海洋基本法》应建立一套实现海洋战略的中国式的、和平的法律表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对的是我国南海这一海洋争端复杂的海域。